文|连线Insight窦文雪
2010年4月，《财富》（中文版）第六次发布“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榜单”，这张榜单中的企业家有任正非、马化腾、张瑞敏、王传福，还有时任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刘积仁。
那时的东软即将迎来20岁生日，不仅完成了整体上市、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的佼佼者，还正在进军大健康领域，全球化进程也初见成效。
作为一家诞生较早的软件公司，东软的前20年享受着时代给予“先行者”的优待。
它在1997年就敢拿出5个亿投建国内第一个软件园；还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T机；早早完成了在国内的“数字圈地”战略等等。连续多年，东软都稳稳坐在人社、医疗等IT解决方案领域市占率第一的位置上。
但东软赶上了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30年，却在后来的时代中逐渐失去想象力。
在软件外包红利逐渐消退、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软急于撕掉“缺乏创新”、“外包企业”的标签，开始打造“东软系”集群，先后加大对医疗大健康、软件教育、汽车、AI等领域的布局力度。
但也正是因为多元化的战略需要企业先投入大量成本，东软开始在加速扩张中逐渐显出疲软之态，公司业绩一度出现亏损。
野心很大，竞争力却不显。在东软布局的新业务中，真正能打的不多，它也没能找到新的黄金时代，因此资本市场正在失去对它的兴奋感，东软的股价长期在低位徘徊。
近日，东软集团悄悄变更了工商信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已经由刘积仁变更为荣新节。
这也意味着刘积仁已经先后卸任了集团CEO和董事长两大要职，正式将指挥棒交到了新帅荣新节手上。
这个IT行业人人都要尊称一句“软件教父”的企业家如今默默退场。
而灵魂人物离开后的东软，也站上了新的分岔路口。
01刘积仁的顺势而为
刘积仁人生的前36年，抓住了很多机遇。
20岁时，他还是本钢一个常常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检查和修理煤气管道的煤气救护工，身上有点文艺气息，喜欢弹吉他、打篮球、做木刻、画画写字。
也正是因为平时勤勉认真、积极向上，再加上多才多艺的属性，让刘积仁成了单位推选的两个工农兵学员之一。
彼时，高考还没恢复，高校虽恢复招生，但只招收初中毕业并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在本钢工作满三年可以报大专，满四年可以报本科。
当时的刘积仁刚好可以报本科，就从山东大学物理系和东北大学计算机系两个可供选择的选项中选择了后者，他当时并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还以为是学计算器，也挺好玩的。”
就这样，刘积仁在1976年收到了东北大学计算机系（前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开启了学术生涯。
刘积仁的学术生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的，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他学习很用功，生怕自己不好好学习就会被退回工厂，本科毕业后他考上了硕士，又从1984年开始读了两年博士，后经老师推荐，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
从美国学成归来之后，刘积仁成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应用博士，更多机缘接踵而至，也成为他从一个学者下海经商的诱因。
1987年，刘积仁回到东北大学任教，第二年就被破格提拔为教授，成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随后，他成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计算机网络与工程研究室。
而这个实验室从最开始就是以企业的形式注册的，实则就是东软最早的载体。东软人常说的“三个三”——从三个人、三台电脑、三万元钱起家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时期。
1988年的中国，软件市场空到连机会都没有，不仅没什么同行，也没什么客户。那时，金山创始人求伯君还在深圳酒店里写WPS1.0的代码；距离用友成立还有7年。
刘积仁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就算是做出了产品，可能都不知道要“卖给谁”。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时我们除了梦想，别的东西都没有。”
不过转折来得也不算慢。1989年，日本一家汽车软件系统公司阿尔派株式会社来到东北大学考察，希望寻求产学研合作，刘积仁抓住了这次被安排接待的机会，向对方分享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没想到对方提出要购买技术，还让刘积仁“开价”。
刘积仁说，自己咬着牙报了个自以为的天价——30万美元，结果对方立刻答应了。
就这样，刘积仁赚得了公司的启动资金，双方成立了一家名为“沈阳东工阿尔派音软件研究所”的合资机构，开始为阿尔派开发汽车软件系统，做外包生意。
这家公司就是东软的前身，也就是企业内熟知的东大阿尔派，而东软也因此奠定了给日企做外包的基础，随后的1991年又与阿尔派合资建立了另一家公司，主要承接其他的日本订单。
自此，刘积仁和东软，被时代推着，走上了一段高速增长之路。
02赶上第一个“潮头”
如果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彼时一家起步于高等学府的企业居然做的是外包生意，给人一种不够高端、不够有创造力的感觉。
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段时间，企业想要活下去，靠卖原创软件可能走不通。
刘积仁也曾带着东大阿尔派走过“产品驱动”的路。公司开发的一款报表生成工具曾大获成功，很快就赚得3万元的回报。
但那个时候盗版猖獗，产品越成功，被抄袭的速度就越快，就连此前用WPS一战成名的金山也深受其害。刘积仁开发出的这款报表生成工具很快就被翻成盗版，在电子一条街被卖得到处都是。
另一边，由于当时国内市场中的企业还都在野蛮生长的阶段，一方面是企业的预算不够，另一方面是对信息化的认知几乎为零，“软件不如人情世故”的思想根深蒂固。开发成本高却没有人买单，对软件企业来说是一件很灰心的事。
不过刘积仁很快找到了两个方向：要么把软件变得不可被拷贝，要么让别人不敢拷贝。
“不可拷贝就是软件和服务结合，让自己变成解决方案提供商；不敢拷贝就是软件和硬件结合，比如CT机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让自己变成系统集成商。”刘积仁表示。
这两种路线，东软都走过。
1997年，东软推出了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T机，结束了国内医院只能依靠购买进口医疗设备和二手设备的情况。
1998年，中国联通、中国社会保障系统信息化项目开始启动，东软马上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要成为面向行业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的口号，随后公司内部又提出了“数字圈地”的说法，逐步在电信、电力、社保、企业、政府等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除此之外，在日企“高标准”的锻炼下，东软将外包业务做得风生水起，获得了越来越多外企的外包订单，到了1996年东大阿尔派的国际业务逐渐占到了东软营收的一半以上，利润颇丰。
东软也在1996年成了中国首家上市的软件企业，当时的东软，在很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心中就像是如今的腾讯、阿里等大厂，刘积仁也一度被称为是中国的比尔·盖茨。
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9.2亿美元，占全球软件外包的2.3%，东软成为中国最大的离岸软件外包提供商；2006年，东软开始进入BPO（商业流程外包）领域，并成为国内第一家外包收入过亿美元的软件企业。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东软曾经顺势而为的做法，却没能帮它找到新的黄金时代。
03东软的多元化故事没讲好
2006年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与刘积仁曾有过一次交流，当时，刘积仁还坚信，软件外包是提升中国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好方式。
但倪光南则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企业应该走自主研发之路。
这次交流可能并没让刘积仁改变自己的看法，但现实很快就给了外包行业沉重一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美的订单量严重下滑，之后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增大，国内人力成本和物业成本也不断攀升。
到了2012年，被称为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后花园”的日本又实施了新的经济政策，此后日元走低，国内最大的软件出口企业之一、博彦科技副总裁李青曾透露，“这导致有些外包企业把2012年前三季度的盈利全赔进去了。”
而软件外包模式的短板对软件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更是致命的。众多做外包业务的软件企业长期被禁锢在产业链的底层，拿不到核心技术、身陷价格战的泥潭。由于利润较低，企业也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做技术研发，形成恶性循环。
刘积仁自然也看得到危机，自2008年开始，他就不那么为外包“站台”了。
比如他曾在2009年说过，中国软件企业没有核心的技术。外包企业基本上还是“卖人头”，一个人一天多少钱，没什么想象力，主要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来获得业务。
东软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逐渐用行动摆脱“外包”的标签，开始有意识地扶持另外的几项本领，开启多元化的布局战略。
毕竟是一家头戴“国内第一台CT机”光环的企业，东软最擅长的部分就是医疗。2009年，东软就先是在欧洲成立分公司，并发布三款新的医疗系统，随后又宣布推出“熙康”健康管理服务业务，正式进军健康管理服务领域。
此后的几年中，东软又接连成立了医疗子公司或与外企合资建立合资公司，例如在2011年成立的东软康熙，其布局的策略中也多了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词汇。
基于此前与阿尔派公司在汽车方面的合作，为汽车企业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也成了东软多元化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东软与哈曼国际工业共同建立了联合技术开发中心，开发汽车与消费电子等领域的技术。
随着新能源汽车大潮的来临，东软还拉上了最初的老朋友阿尔派，在2015年合资成立了东软睿驰，主要为汽车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此外，东软还成立了专门针对车险的保险公司，介入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等领域，还做了一个生产大数据的APP——小牛助驾。
2000年前后完成的“数字圈地”也算是给东软打下了政府、公立医院以及企事业单位客户的基础，因此医疗和社保信息板块仍然是东软的优势。
截至2017年，东软集团在国内社保信息化业务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50%。
多方布局，但东软在各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来看，它做得好的业务市场空间小，在空间大的市场中却又跟不上行业发展的节奏。
例如中国社保信息化行业市场，其2017年-2022年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速仅为约3.6%。
而东软集团的智能座舱业务则逐渐在行业的内卷中失去了存在感。
根据盖世汽车发布的智能座舱供应商装机量排行榜可以看出。2022年，东软集团还能在榜单中排到第4名；到了2023年，装机量则下滑至13.4万套，排名也滑落到了第9名。而截至最新发布的2025年1-4月智能座舱供应商装机量排行榜中，已经看不到东软集团的身影。
除此之外，东软的业绩也在近年来持续下滑。
2009年，东软尚能录得营业收入41.66亿元，同比增长12.3%；实现净利润6.51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的成绩。
而到了2018年，东软的净利润一度从前一年的10.58亿元下跌至1.101亿元；2022年，东软首次录得亏损，营业收入为94.66亿元，同比增长8.37%，归母净利润为-3.429亿元，同比下滑129.23%。
尽管2023年-2024年，东软好不容易将归属净利润转正，但数值均不超过1亿元，且两年的扣非净利润仍为亏损，分别亏损1.473亿元和3613万元。
公司的毛利率也没有因为多元化战略而获得提升，甚至从2019年开始跌破30%，2024年，东软的毛利率为24.01%。
一蹶不振的业绩，也足以证明，东软的多元化故事难讲，刘积仁心心念念的“东软系”没有真正被建立起来。
04东软还能等来新时代吗？
如今的东软，股价低迷，且已经很难再激起资本市场的关注了。
截至2025年7月2日收盘，东软的股价只有9.48元/股，下跌1.66%，总市值为114亿元。
此次东软悄悄换帅，也没有激起太多火花。我们并没有在东软近期的公告中看到“刘积仁辞去董事长一职”等字眼，只是在最新发布的一份股份变动公告中发现，刘积仁的职务已经变成了荣誉董事长，而荣新节为公司的董事长兼CEO。
市场关注到东软的变化，也是因为天眼查中东软集团更换法定代表人的信息，这条工商变动信息的核准日期显示为2025年5月23日。
而这一天前后，东软在收盘时的股价变动幅度多数在0.08%左右震荡，算是小幅波动的范畴。
当然，灵魂人物的退场往往会被视为是负面信号，东软不愿引起不好的影响，因此选择让刘积仁低调退场情有可原。
但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东软或许正在失去兴趣，不久前，东软新的收购消息也没提振股价。
2024年12月，东软集团发布公告称，正在筹划以支付现金购买57%股权及发行股份购买剩余43%股权的方式，合计购买上海思芮100%股权事项并募集配套资金。
而此次东软集团的具体收购方案，将通过现金方式分别向瑞应人才、天津芮屹收购所持有的思芮科技股权，并以向大股东东软控股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其持股，发行价格为7.78元/股。
或许是因为东软在过去的时间中，讲了太多收购、合资、拆分的故事，再加上这次意图全资控股的思芮科技，其估值还在计算中。因此直到1月中旬，东软集团的股价还在9元左右徘徊，期间也并没有出现过大幅增长趋势。
此外，东软也没打算放过AI这个股价提振“万金油”。在2024年初就启动了解决方案智能化战略，加大以AI、大数据为代表的基础技术研发力度，积极打造智能化、数据价值化、服务化和生态化的解决方案。
近期，东软常常对外公布一些“AI+医疗”、“AI+车”等技术成果，但其近期的最高股价也只达到了14.25元/股，随后又回落至10元以下。
属于东软的黄金时代，可能真的已经过去了。
回看过去，刘积仁常常挂在嘴边的“五年换一种活法”方法论，确实是让东软在千变万化的时代中“活下来”的一种方式。
但在各行各业都陷入内卷的当下，企业如果只是跟进布局，或许远远不够，很难跑出来核心竞争力和高利润。
除此之外，对于一家软件公司而言，创新才应该是立身之本，而东软的研发投入占比反而不算高。2024年，东软的研发投入总额占营收比例在8%左右，但同行中国软件和中科创达的研发比例都接近30%。
如今，荣新节成了东软新的掌舵者，他必须带着东软抓住这场AI热潮，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彻底改变“外包企业”的刻板印象。
只有让东软的新业务跑出增长曲线，才能说东软真正跟上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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