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日的北京,政治气候骤然收紧,敏感的气氛笼罩京城。就在这般背景下,两位身着戎装的将领——傅崇碧与皮定均,毅然前往了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隐居之所。这次看似寻常的探访,却意外地引来了彭德怀的一句“敢来呀?”,也随即触发了一系列针对他们的审查与质疑。
风云突变,老帅易居
那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了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务。紧接着,8月22日,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等人在会上进行了检查。到了9月17日,刘少奇主席正式发布命令,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务被免去。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全军迅速掀起的一场清查“右倾分子”运动。
也正是在这期间,中央办公厅的车辆与工作人员悄然抵达中南海,将彭德怀迁出了他原本的居所。他的新住处,选在了北京海淀区的挂甲屯一所院子——吴家花园。那里靠近圆明园,与傅崇碧等人正在学习的高等军事学院相距不远。
故人相见,一声“敢来呀”
一个周末,傅崇碧和皮定均两位将领在散步时,不约而同地提议去看看彭老总。于是,两人便朝着挂甲屯的吴家花园走去。他们到访时,彭德怀正独自在院子里忙着打粮食。见到两位不速之客,彭德怀的脸上流露出些许惊讶,半开玩笑地问道:“你们两个来干什么?敢来呀?”三人交谈的时间很短,不到半小时。
傅崇碧能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彭德怀曾是关键的引路人。当初傅崇碧向组织提出学习申请,军区考虑到部队工作需要,起初并未同意。正是彭德怀在石家庄视察时,听取了傅崇碧的汇报,并当场表态同意其学习,亲自与军区打了招呼,才促成了这次深造。
傅崇碧和皮定均与彭德怀的渊源,可追溯至抗美援朝战场。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他们曾浴血奋战。傅崇碧尤为刻骨铭心的是1951年5月的铁原阻击战。彼时,联合国军集结4个师4.7万人、火炮1300门、坦克400辆,在空中支援下逼近铁原。傅崇碧担任军长的63军,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减员严重的情况下,仅有2.4万人、火炮240门,没有坦克和飞机。
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电令,要求63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敌半个月,掩护主力转移。傅崇碧随后向部队传达了彭总的指示,要求将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最终,63军在劣势兵力下坚守了12天,成功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彭德怀甚至亲赴战区慰问,称赞63军为“真正的铁军”,并承诺迅速补充15000名兵员和大量装备、物资。那一年,傅崇碧39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探访惹祸,将领不屈
傅崇碧和皮定均探望彭德怀的事情,很快便传到了学院上层。学院政治部主任得知后,两次找到两人谈话,追问是谁允许他们去的,以及谈了些什么。傅崇碧如实回答,只说谈了些学习情况。但当被要求写文字材料详细交代谈话内容时,傅崇碧选择了拒绝。在他心中,彭德怀始终是那个“永远不会反党”的彭老总。从平江起义到长征,从保卫延安到抗美援朝,彭德怀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傅崇碧坚信这样的人绝不会反党。
所见所闻,大跃进真相
除了这次探望事件,高等军事学院的学习期间,傅崇碧和皮定均还经历了一件让他们耿耿于怀的事。根据上级指示,学院组织学员们前往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参观,以了解“大跃进”的真实情况。他们去了河北保定附近的徐水和河南七里营。沿途,浮夸风盛行的景象触目惊心:处处“放卫星”,杀猪宰羊,但真实情况却与宣传大相径庭。老百姓们偷偷地告诉他们,官员在的时候吃得好,走了以后生活就糟得很。皮定均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河南豫西司令,老百姓们还偷偷给他送枣,并叮嘱他不要相信干部的话,都是骗人的。
傅崇碧回忆,一路上他们没见到一条肥牛,老百姓的锅炉也被拿去炼铁,所谓的“亩产万斤”更是子虚乌有。这些真实所见,傅崇碧回到学院后便如实讲述了出来。结果,学院政治部主任开始查访,并召集会议,指责他们是“右倾”,要求写检讨。然而,傅崇碧和皮定均都没有理睬。
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时,学员们站队集合,队列不够整齐,政治部主任又借机批评,说他们“还不如国民党军队”。傅崇碧当场顶撞反驳:“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哪里不如国民党?”
上级介入,开明化解
面对政治部主任的屡次施压和不合理指责,傅崇碧等人后来将这些情况反映给了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萧华起初听学院政治部主任汇报后,本打算批评他们,但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不仅没有批评,反而鼓励他们把对学院的意见直接向叶剑英和陈毅两位老帅反映。叶帅听了他们的反映后,语气平缓地表示:“他们讲的你们不听就了事。”
傅崇碧等学员最终顺利完成了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学业,各方面的知识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大跃进”期间,他们也曾参与炼钢,甚至把家里的铁炉盖都拿去熔炼。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傅崇碧也作为代表参加,会上大家对当时的错误意见很大,提出要纠正。毛主席在会上说:“你们讲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有问题就改嘛。”
结语
那些年的风雨兼程,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坚韧不拔的将领。他们不仅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更在政治风波和经济建设的狂热中,展现了军人的本色与风骨。对老首长的赤诚,对事实的坚守,对不合理现象的直言不讳,无不映射出他们心中那份朴素而坚定的信仰。这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坚守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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